古村落文化的教育价值及其资源开发

        古村落是散落在山水之间、具有代表性的物质文化遗产,蕴涵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和根基,被喻为人类“传统文化的明珠”和“民间收藏的国宝”。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今天,古村落文化受到了人们异乎寻常的青睐。在乡村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和古村落旅游开发的背景下,近些年来,学者们从建筑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旅游学等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古村落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从研究的旨趣看,对古村落的探讨基本上围绕着历史文化的保护与旅游开发这一对立又统一的主题,在价值观上表现出浓重的功利主义倾向。面对乡民对自身传统文化的鄙视,或是把自身传统文化作为谋取利益的工具,在呼唤文化“自珍”意识[1]的同时,也促发我们从教育学的视域思考古村落文化的价值定位及其资源的合理开发问题,并借此为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理论的支撑。（参考《www.jianzhu518.com》）

        一、古村落文化

        (一)古村落文化的形成

        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与秩序是由宗法血缘制度维系的。它基于家国、家族、家庭三级社会组织,为儒学“王道”的伦理自觉提供了从政治集团到社会细胞的践行路线。隋唐之后的科举选士制度循着“读书—入仕—光宗”的逻辑进一步反向加强了基于宗法血缘制度的三级社会组织秩序。

        作为传统乡村社会基本单位的村落包容了家族、家庭两级社会组织,传统主流文化自然渗入村落的物质形体之中。古村落文化因此存在着共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读书入仕者多,家族以此为荣并形成重视教育的氛围,如京西灵水村出现的“举人文化”;有些家族由于战乱、退隐等原因,举族迁徒,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选址并就势布局,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民居文化,如兰溪诸葛村的“风水文化”、客家古村落的“山水文化”等。在明代知识分子完成了地主化和商人化之后,一些从商者比较多的村落逐渐形成了商帮文化,如山西古村落的“晋商文化”、徽州古村落的“徽商文化”等。诸如此类,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政治经济情形、不同的历史发展机遇造就了如今古村落文化个性的一面。

        (二)古村落文化的内容

        古村落从千百年之前走来,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空间。基于传统社会村落居民的生活方式,古村落文化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宗族文化

        家族是传统的社会组织之一,宗族聚居则是传统社会基层组织的管理手段,保证了传统文化在村落中的聚合。

        基于宗族聚居生活方式的宗族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落的社会结构。从空间布局看,宗族祠堂一般座落在村落的中心,是村落政治、经济和精神的中心,更是村落文化的焦点和醒目标志。村落以此为中心,形成一种由内而外自然生长的格局。族中长老主持宗祠事务,统管全族。这样的村社空间结构反映了宗族权力与信念对村落家庭的高度聚合。二是宗族的规约。宗族作为传统伦理自觉的社会基层单位,通过制定明确的族规体现社会主流文化,或采取倡导、表彰方式规范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为科举进士及第者树立牌坊);从宗族自身发展兴旺的角度看,为了确保家族的聚合、财产的完整,也需要有严格的族规。古村落中遗存下来能够反映宗族规约的材料主要是族谱(例如,浙江金华郑氏家族的《郑氏规范》明确要求其成员“长幼有序、以和为贵、勤劳简朴、乐善好施”)。此外,有许多碑文、铭刻等记载着民约村规,也是反映宗族文化珍贵的物质遗产。

        2.人居文化

        人居文化是指聚落空间形态及其蕴含的人文理念。它主要通过村落的选址与布局、民居建筑风格与功能等方面体现出来。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哲学观念与祈福意识相结合,形成了古村落选址的理论依据:风水理论。风水理论认为“万物皆成于气”,村落的理想福址是阴阳相合、藏风聚气的山环水抱之地。徽州黔县《尚书方氏族谱》卷三中记载,先祖“慕山水之胜而卜居焉,……阡陌纵横,山川灵秀,前有山峰耸然而峙立,后有幽谷窈然而深藏,左右河水回环,绿林阴翳”。走进现存的古村落,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致往往是“三面环山,一溪流由村后潺潺而下,村沿溪山蜿蜒而筑,田园林木环绕,村之出入口处栽有高大樟树、槐树或银杏树。”[2]如果聚落的地理环境未尽人愿,人们往往以人工构景作为风水补救,或在“水口”之处建起桥、台、楼、塔、堤等建筑物(如安徽休宁的古林村),或在背山植树造林(如浙江武义的郭洞村)。

        在村落布局上,最典型的是以祠堂为中心,或按宗族支系围绕祠堂分据(如徽州的西递村和关麓村),或自然向外形成同心圆式格局(如肇庆的蕉园村)。关注村落整体形态的布局也具有代表性,如京西古村落群中的川底下村形似元宝、灵水村形似灵龟、三家店村形似大船,还有金华诸葛村的八卦布局,武义俞源村的北斗七星布局等等。

        由于地域环境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差异,村落的建筑风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自然亲和的农耕型,有“于斯为盛”的商富型,有彰显儒雅之风的文仕型,也有注重安全的防御型等等。无论哪一种风格,建筑格局一般体现出主次分明、长幼有序的伦理观念。通过门楼的样式、房舍的开间、建筑材料等表现出主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通过门墩、影壁等处的石雕、砖雕、木雕表现出高超的建筑艺术和美好的寓意,体现了浓厚的传统民间文化色彩。

        3.民俗文化

        古村落的民俗文化是村民日常生活方式及其艺术化表达的历史积淀,主要涉及节庆活动、岁时节令、礼仪、习惯、饮食、服饰、婚丧嫁娶、戏曲以及手工艺等方面。

        古村落的民俗风情代表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观念和行为中的体现。例如,在京西古村落中,冯村的保护水源,涧沟村的村民共喝立夏粥,石厂等村不上龙头山砍柴等,虽然没有形成文字,但村民们约定俗成,世代遵守。再如,婚俗中的“缘份饼”表达了人与人之间讲究“缘份”的和谐关系和团结互助的精神,一家有事,全村相帮。[3]

        现有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俗类一共有69项,除了由中央申报的8个项目属于中华民族共有的民俗之外,其他的61项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更多的村落民俗文化已经被确定为省级或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村落文脉

        文脉是村落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传统,是古村落文化的灵魂。村落文脉一般源于村落先祖或与该村落有密切关系的名人及其思想体系。“人文先祖”既是宗族的荣耀,也为后人指明了为人处事之道。宗族后人以先祖的思想作为立身处事的原则,绵延不绝,逐步形成一个村落所特有的文化脉络。因此,村落文脉的表现形式除了“人文先祖”及其思想体系之外,还包括培育宗族后人的相关机构、世代辈出的文人和文化成就以及对宗族中杰出人物的表彰等。

        村落文脉最为清晰的古村落有婺源古村落、兰溪诸葛村等。作为朱子故里的理坑村,村人“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被喻为“山中邹儒”。在近300年的时间里,该村落先后出了尚书、大理寺正卿、知府等七品以上官宦36人,进士16人,文人学士92人,著作达333部582卷之多。村中6幢“学堂屋”、书院、文昌阁、文笔塔见证了当年学子勤学苦读的盛况。[4]兰溪诸葛村是诸葛亮后人最为集中的聚居地,每年举行春秋两次祭祖大典,村落设计也体现了诸葛一族对阴阳五行、天文地理方面的专长。诸葛族人还遵循先祖“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遗训,自明代开始经营药业,世代相传,经久不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药文化”。

        二、古村落文化的教育价值

        古村落能够穿越几百、乃至千年的时间隧道,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有形见证,根本原因在于聚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古村落文化是客观存在的珍贵历史遗产,同时也融入现代居民的血液之中,表现为主观的精神存在。它说明,古村落文化对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现代人精神世界温馨恬静的港湾。换而言之,古村落文化的历史、哲学、生态、艺术等方面丰富的内涵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