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文人建筑与商人建筑

摘 要：书院与会馆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传统建筑，具有共性，又有鲜明的个性。本文对比研究两种建筑的异同，透过建筑表象，折射出文人建筑与商人建筑不同的人文内涵。士人修身养性，融于自然，追求雅趣；商人重义取利，融于社会，追求财富，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诱发不同的建筑观和审美情趣，渗透到建筑，使其蕴涵丰富的文化内容，呈现不同的风格和特色。校区文物建筑的保护与利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书院；会馆；传统建筑；士文化；商文化
   
    Abstract：Academies and guild halls were two different kind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s. They not only had commonness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but also had vivid individualit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kinds. Penetrated through the architecture superficies, there were different culture meaning hiding in elite architectures and merchant architectures. Elites cultivated knowledge and morality in nature and aspired after elegance spice. Merchants paid attention to profit and virtue in society and aspired after riches. Different culture background and value tropism had different architectural idea and aesthetic sentiment, which were permeated through whole architectures. All of these made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s contain abundance culture meaning and show consequentially various style and feature.
    Key words：academy;guild hall;traditional architecture;elite culture;merchant culture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发展，逐渐形成占统治地位的皇家贵族阶层、文人士大夫阶层、宗教阶层以及平民百姓阶层，使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官文化、士文化、宗教文化和俗文化等多元结构。建筑作为文化的载体，对应也出现官式建筑、文人建筑、宗教建筑和民间建筑等多元体系，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同时又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构成中国传统建筑体系。书院和会馆是两种不同的体系，分别受到士文化和俗文化的影响。本文对比两类建筑在产生、选址、空间布局、造型风格以及装饰特色等方面存在的异同，对其形式背后的人文内涵进行了剖析。
   
    1产生的背景
   
    《礼记·学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育为先。”可见，中国古代非常注重教育，据记载，早在三代时就有了教育组织[1]。早期主要以官学和私学为主，唐时在私学基础上出现社会办学形式——书院教育，成为官学教育的辅助机构，不同的是书院内有许多文人隐读其中，公元718 年设立的丽正书院可算是起源[2]，其产生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唐、宋时期最为盛行。书院为士人提供一个创造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道德的平台。许多名家大儒参与策划和创建，可以说书院既是学子的摇篮，文人隐居避世的乐园，也是士人自己创造的作品，表达他们的风采和情趣，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说文》：“馆，客舍也。”从食、从官，为宾客食宿之处，会馆属古代“馆”式建筑的一类，其产生同科举制度、商业经济的繁盛、以及大批量移民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逐渐发展为同籍贯或同行业者在各地设机构建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据适用对象不同，分为“同籍贯的”和“同行业的”两类，也可结合设置，可通商情、叙乡谊，安旅故，祭神灵，同欢庆，聚人气，为同乡同行提供庇护所，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和领地感。到明、清时代，会馆类建筑开始盛行[3]。
    由此可见，书院和会馆是在古代社会特定的体制制度、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下产生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建筑体系，存在范围极广，表现出与其它官式、民间建筑不同的风采。
   
    2选址择地
   
    书院选址非常讲求环境的选择和建设，尤其重视教育氛围的营建。书院一般多选在远离尘俗的清幽秀美的自然山水间(图1)，环境优美宁静，利于清心静修，以便“远尘俗之嚣，聆听幽之胜”[4]。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记述：“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读书之所”，道出士人对书院环境选择的独到之处。自然山水常被比拟为道德品行和知识素养的象征，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山水被作为情感活动的触媒剂，如祝允明曰：“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性生。”身临其境可获得精神上的感应与共鸣。将君子比德思想融入环境，寓于教化，自然与文化融为一体。
    书院同时强调人文环境的营建，选址结合历史文化古迹，圣贤之迹、名人遗踪，以便“踵名贤之迹，兴尚友之思”[5]，附教化于人文环境之中。当然，相地择址离不开传统的风水观，与书院的士风、文气、人脉联系在一起，吸收山之灵、沉淀地之蕴、兼收水之秀，容天地于内，利于人材辈出，所谓“山屏水障，藏精聚气，钟灵汇秀，人才辈出”，将文化与自然融会。
   
   
    与书院不同，会馆多建于喧嚣的城镇中(图2)，融入社会、市井和人群，将封建的商品经济、宗族制度以及地方俗文化合为一体。会馆常位于闹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四周环以繁华街市，既能聚人气，又能体现自身的实力，形成区域中心和标志；有的靠近港口、码头，方便经营管理；也有与寺庙道观结合，以宗教的信念强化内部秩序，加强凝聚力，并祈求神灵保佑生意兴隆，大吉大利；官商不可分的从商理论，使会馆建筑的选址常与官府公署毗邻，可取得更多便利条件，还可求得官府的庇护。与书院一样，会馆的选址也离不开传统风水观，但更侧重生财、旺财、聚财。
    不难看出，商人融于市井，聚集财富，士人融于自然，陶冶身心，不同的追求和价值取向，来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
    传统的教育制度和阶级结构孕育出独特的士文化。“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汉书·地理志》），指明士要具备文化和社会规范知识；“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说文解字注》），指出士还需具有儒家仁义道德的价值观念，维持社会和宗法家族制度。儒家学说塑造文人“理性”的价值取向，培养使命感、责任感，及仁爱思想，引导走“入世”之路；道家文化则培育文人“非理性”的性格，失意退隐，淡泊清高，寄情山水，走“出世”之路；同时佛家提倡超脱世俗，修养心性，几种精神交织在文人身上，形成基本人格和审美特征。书院选址与建设，深受其影响。“士农工商”的地位等级伦序，突显士阶层的优越，商阶层则处于社会的边缘并为主流意识所排斥。商阶层渴求社会的认同，通过建筑的宏大规模与豪华铺陈展示实力和影响，模仿官僚的奢侈生活，高堂大厦，僭越礼制，对封建等级制度形成一定冲击[6]，与“贱商”观念抗争。随着财富的积累，商人开始追求社会价值，将商业道德与社会公德接轨，塑造良贾形象，提倡重利尚义、义中取利，遵从诚信无欺、和气生财、平易近人等商德。而商人的流动性，又使长期在外的个体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内外环境的影响，形成商人特殊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相应地也融入会馆的建设中。
    总之，从选址来看，书院主要反映自然与人文要素的组合，体现“天人合一”的追求，突出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而会馆则更多反映社会与人文要素的组合，体现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
   
    3空间布局
   
    礼乐法度是传统社会稳定、和谐运行的准则，突出等级又强调万物和谐共生，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也贯穿建筑始终。从用地到布局，从单体到细部都作严格规定，遵循固定模式，呈现很强的共性。
    书院建筑群体布局严谨，总体分四大部分：教学、祭祀、景园和生活辅助。中轴线上按顺序依次布置大门、讲堂、祭殿和藏书楼等重要建筑（图3，4），斋舍与其它附属用房分别对称置于轴线两旁，与主体建筑形成多进围合的院落空间，突出书院以讲学为主，以尊圣礼贤为重，视规模、地形有所变化。
    会馆集祭神、乡聚、娱乐、寓居等功能为一体，主要由戏楼、厢楼、正厅、后殿、居住及辅助用房组成。中轴线上按顺序布置照壁、大门、戏楼、正殿、后殿等重要建筑，厢房、钟、鼓楼、配殿等对称布置于轴线两侧，形成多进院落（图5）。由于会馆多处闹市区，受地形限制，院落除纵向发展外，亦多横向形成跨院，提供居住用房。
    由空间布局可见，两者都遵守礼制制度施与建筑的规范和定式，采用中轴对称的院落式布局，主要建筑都安排在轴线上，相关附属建筑对称分布两侧，围合成不同院落，重点突出，功能分区明确。祭祀建筑都位居轴线上，突显地位的尊贵，表达一种信仰，起到见贤思齐，规范行为之效应，但崇拜的对象不同。书院礼拜孔孟等圣贤，建筑遵循严格的礼制规范；而会馆祭拜的神灵因院而异，体现地方信仰特色，主要以拜如来、观音、财神等神仙为主，也有拜诸葛亮、关羽、张飞等神化了的人，祈求神灵护佑，稳定内部秩序，追求诚、信、义、仁的取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