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时期都城规划的文学体现

        文学和城市分属不同类别的主题名词，从二者的表层信息上很难找到共同点，但事实上，城市却是文学的重要载体，是其时代审美理想、物化形态的典范，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的人文环境。文学不仅承载着城市的建筑思想与审美文化，也是不断充实、拓展城市文化内涵的艺术形式。二者基于相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必然会表现出反映时代特点的共性。本文以反映唐、宋、元三代最高艺术成就的主流文学形式与代表其城市建设最高水平的都城的建设特点进行对比，对二者的共性进行佐证。（参考《www.jianzhu518.com》）

        1 唐都长安城的规划特点在唐诗上的体现

        1.1 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诗歌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隋唐时期，形成了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古文、小说多有建树。特别是诗歌，在唐代不到三百年的历史中，遗留下来的诗歌近五万首，比西周至南北朝一千六百多年历史中遗留下来的诗篇总数还多两到三倍，且其中大部分为近体诗。近体诗在唐代诗歌中一枝独秀，无论是李白、杜甫这样的文学大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文人骚客都创作了大量的近体诗。王勃的《腾王阁序》、白居易的歌行体—《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已表现出明显的律化倾向。唐代君主注重诗歌，正所谓“丹霄路在五言中”；唐代人民爱好诗歌，诗歌常传诵于“王公、妾妇、马走之口”。从上层阶级到群众阶层都确认了诗歌的主流地位。

        1.2 长安城空间构图与诗歌创作共同体现出规则性、格式化

       

        长安城的主要建设特点表现为构图规则且严谨对称(图1)，主要表现在：

        (1)长安城道路笔直畅通，呈典型的“十”字正交，共有东西向道路11 条、南北向道路14 条。从明德门经朱雀门抵承天门的南北轴线与开远门至通化门、金光门至春明门的两条东西轴线划分了全城的基本轮廓。

        (2)宫城、皇城、东市、西市和全城 109个坊里的构图全都方正中矩，且设高墙围闭。市和坊里定时开关城门，显现出明显的秩序性。

        (3)长安城的水体主要是满足饮用和绿化灌溉之用。因此，除了在芙蓉园和兴庆宫附近将水面稍微放大形成湖以供帝王游乐外，大多的水体沿道路直线布置，缺少收放，空间效果硬朗有形，规整却少灵秀。

        唐代近体诗的行文同城市建筑风格一样也充分受到了当时政治氛围的影响。近体诗是唐代所形成的律诗与绝句的统称，其行文创作有固定的基本要求：①字数句数有规定，从句式上讲有五言、七言之分；②按规定的韵部压韵；③上句与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近；④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

        1.3 长安城用地布局、空间尺度与诗歌

        创作共同体现出恢弘感与豪放气质唐都长安城建设中处处表现出一种宏伟和大气的建筑风格，主要表现在：

        (1)城市规模大，坊里划分多。据宋敏求的《长安志》记载：“外廓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据考证城墙范围内用地约为8 300 hm2，为世界古代城市之最。全城划分109个坊里，可居住百万多人，以至于离北部政治中心(宫城、皇城)较远的坊里始终没有建成。

        (2)道路宽阔程度空前绝后。由开远门至通化门的宫前横街宽为400 m，由大明宫至丹凤门的丹凤门大街宽为176 m，南北向主轴朱雀大街宽为147 m，最窄的道路宽为39 m，甚至坊内供人行的“十”字街(或“一”字街)也有15 m 宽。最重要的是这样的道路宽度并非从交通量需求而制，而是为体现王者之风。

        在文学上，唐代统治者一反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为许多中下地主阶级文人提供了比较宽广的出路，激发了他们对功名伟业的幻想。因此，“遍观百家”“好语王勤大略”“喜纵横任侠”成为唐代诗人的共同风尚。反映在作品上便多是“济苍生”“安社稷”“致君尧舜”之恢弘之作。

        1.4 长安城空间要素与诗歌创作

        共同体现广泛性、包容性唐都长安城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民族、国际文化交流相当频繁活跃。城市构成要素涵盖多个文化宗教层面，同时对外也显现出自己的魅力。

        (1)长安城内有东、西两市，是商品交易的集中场所。其中，西市内有大量外国商人的店铺，相当于一个国际贸易中心，这些外国商人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等。正所谓“可观胡姬之胡戏，可购波斯之珠宝”。

        (2)坊里遍布各类宗教建筑。本土祠庙建筑和各异域宗教建筑呈现出香火旺盛、朝拜者众多的景象。如宋敏求的《长安志》记载：“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观十，女观六，波斯寺二，胡袄祠四”。

        (3)长安城作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经济最为繁荣的城市，其对异域城市建设的影响极其显著。例如，中朝边境的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日本古都平京城等，无论是功能布局还是建筑风格，甚至街道名称都对长安城进行了大量模仿。

        在诗歌上，唐代诗人明确提出，文学应该“各去所短，合其所长”《(隋书文学传序》)，充分体现出对他人的尊重与承认。唐代统治者对儒、释、道三家思想都很重视，将三家经典都列入科举内容。因此，唐诗创作上没有明显的宗教倾向，诗文中所用典故、俗句广泛引用于各家宗教。在李欣、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篇中可以明显的品味出异域风彩。 2 宋代两都的规划特点在宋词上的体现

        2.1 宋代文学最高成就—词

        词的雏形是配合“胡夷里巷”里歌曲的曲子词，后来出现了歌妓传唱的民间词。到晚唐，温庭筠等文人的词兴起，经过五代十国发展至宋代趋于成熟。与五言七言近体诗相比，词更加适于和韵而唱，虽然宋词作家的数量不比诗歌作家多，作品内容也不比诗丰富，但由于唐朝人已经占领了近体诗的主要阵地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从艺术特色和独创性看，词应为宋代代表文学，毕竟一代文学作品应有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

        2.2 宋代两都规划建设与宋词创作共同体现浓重的市井气息

       

        在北宋都城东京城(图2)与南宋都城临安城(图3)规划建设中处处体现着浓重的市井气息与平民文化，主要表现在：

        (1)东京城道路较之于唐都长安城，在数量与宽度上都有减少，较实用，不讲形式和气派，更符合市民实际需要而非帝王要求。临安城依水而建，南北狭长，只有一条街道(御街)贯穿南北，深抵宫城之内。这条街道完全与商业大街结合在一起。东西向有若干横街，联系里外城，方便普通百姓交通往来。

        (2)东京城有“四水贯都”之称，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都通过护城河互相联系。因为“四水”是城市供应和商业经济的主要交通线，所以没有刻意修整河道以体现王者尊严。至于临安城，更是因为东临钱塘江，西就明圣湖，引水自由方便，城内小河纵横，风景优美，所以兴修了众多私家园林和商业楼阁“以供富商巨贾，市中草民作乐”。

        (3)东京城的市肆分布全城，沿街、沿河开设各种店铺。城内甚至有通宵营业的地方，称为“鬼子市”，城内酒楼众多，全城有大酒楼72 处，以满足平民休闲娱乐。最有特色的是“瓦子”，集中着各种杂技、游艺、茶楼、酒楼甚至妓院，这种瓦子全城有五、六处，而且规模很大，如《东京梦华录》中记述“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其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五千人”。这些无一不体现了市民阶层的发达及由此产生的繁荣的城市经济。临安城不少居民从东京城迁来，生活方式与东京城相同，市肆瓦子等平民服务设施较东京城更为集中。

        宋词从晚唐五代以来形成了婉约的词风，且人们习惯于描写艳情。由于从民间小曲发展到文人层面的词不算太久，词没有像诗那样被统治者重视，因此较少受到“尊天理，窒人欲”的理学思想影响。词间所表达的思想更加坦率与真挚，更加贴近平民生活。

        2.3 宋代两都规划建设与宋词创作共同体现消极放纵、保守循旧的氛围

        受宋王朝统治者外守内治手段的影响，两宋都城规划建设保守、封闭，特别强调城郭的防御功能。主要表现在“三套方城”建设特点上，如北宋东京宫城居于正中，向外由里城包围，再外由外城包围。宫城、皇城、外城各有城墙围护，外城“密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旦暮休整”《(东京梦华录》)。三套城墙下又设护城河以便防御。甚至偏安东南一隅的南宋都城临安也是花费大量精力建设城防工事，而不是力图恢复以雪靖康之耻。